新春走基层·记者在现场｜乡村振兴车间传来“幸福节拍”

但是，法律适用终究还是一个专业上的技术活儿，不管围观者怎么觉得。

司法不公正必然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一旦这个宝贵的中间地带失去，而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不能通过直接的沟通而得到解决，那么就很容易演变成对抗关系，甚至是暴力关系。

在很多地方，无政府状态已经成形：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藐视法庭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在一些阶段，一些犯罪行为多了起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司法的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这次全会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专门以一次全会的方式讨论中国的法治问题。

要让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来执法。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经济工作而展开的。显然，中国法院较之宪法上原本平级的行政机关，被法律压低了半级。

2.同一级法院内部关系高度行政化，对于重大案件、敏感案件，法官和合议庭不可能依法独立裁判，即使拿出了裁判意见，也很可能被源于其它方面的意见所取代。4.在司法领域，我们要既要承认中共领导的正当性，不否定其领导，又要破除中共的领导就是不断拧紧各种螺丝钉，任何时候任何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程度的放松的神话。本文是童老师2016年1月在美国访问讲学期间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地演讲的内容整理。须知，持续地拧紧螺丝钉，会增加其本身断裂的危险。

E.模仿行政机关，上级法院院长对下级法院、法官或发表讲话，提出各种要求，或调研，听取汇报、做指示，或鼓励下级法院请示，顺势做批示、批复。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属于行政机关一个部门的市公安局(其局长过去通常是政法委书记，现在一般是副市长)，长期以来不仅全权负责侦查，也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定罪量刑方面起主导作用，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党组设书记，必要时还可以设副书记。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独立 独立审判 司法改革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另外，法院预算由政府编制、经费由行政机关中的财政局拨付，以及法院人事编制受行政机关控制，也都不符合宪法的原理和精神。

其它机关对法院行使职权的影响相对较小，这里且按下不表。可以说，行之有效的司法改革，现在还不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其实是理论和认识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即使能够顺利推行，其克制中国司法制度主要弊端的效用，增加司法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效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很难满足中国社会权威的和公正的司法的实际需要。另外，将省以下各级法院人财物管理权统一到省一级，确实有利于排除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所在地对法院的挟制，但这种措施与宪法规定的区县法院和中级法院由本地人大产生，受本地人大监督和对本地人大负责的规定，是有抵触的。

第二波次发生在2004年到2012年，重点是按宪法规定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配置，促进审判公正、提升审判能力。这方面我已经有过一些论述，今天仍然确信这些措施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必由之路：确认司法中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3.在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上，现在司法改革的重点，是要将人财物的掌控权，从与法院同级的行政机关，集中到省一级机构，这是个有价值的改革规划，只是在宪法、法律上还有待理顺。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地位低微的法院受到了大小不等的力量左右，其中有些它可在一定程度上抗衡，有些它完全不能或基本无力抗衡。

二、中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现状 中国法院缺乏必要公正和公信力的现实，从涉法信访的普遍性、被揭露的刑事冤假错案数量之多和网民抱怨之广泛等方面可见一斑。E.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检察院一方面是公诉人及当事方，另一方面又是法院审理案件过程的监督者，这两个身份相互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改革即使触及到中国的主要病症，也仅仅是少许皮毛，主要病症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1982年修宪的本意，是让法院、检察院不报告工作、不接受人大代表质询，并最终删除了原来宪法中的相应的条款。而且，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应该是通过审理来自下级法院的上诉、申诉案件或提审由下级法院管辖的一个个具体案件来进行的。这也可以轻易解释何以中国法院、检察院宪法地位高于公安，但在办理所谓敏感、重要刑事案件时，却往往被公安牵着鼻子走，形成所谓公安做什么菜，检察院就端什么菜，检察院端什么菜，法院就吃什么菜的格局。

本着这种认识，下面讨论中国司法改革涉及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中国现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党内排名，至少是在第25名之后，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有25名委员，他们毫无疑问排在他前面。

关于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中国宪法第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另外，中共讲究科学执政，原本就应该包括张弛有致的要求。

若欲提升法院的政治地位，是遵循非政党化的路径合适，还是以院长为符号、通过提升院长在执政党内的层级来拉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合适?从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担任院长，改为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担任院长，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中国最高领导层把公平、公正和公信力作为司法改革追寻的重点，也证明这些都是中国司法要解决的少数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前面初步证明过，在中国国家机构体系内，法院的宪法地位最多只能处在第二档，但它实际上被法律压低到了第三档，这个比宪法规定低一档之落差，就是法院法律地位的提升空间。为主旨所限，我不必全面描述和评价这些作用于法院的影响力，我只想做出这样一些评估： A.地方党委及其政法委完全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能通过法院党组左右法院对任何案件的判决结果，如将事实上无罪之人判为有罪、将应胜诉一方判为败诉。这表明，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眼中，这正是中国司法所缺少的、所需要的要素。2014年6月，中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其主要内容是：(1)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其职业保障;(2)完善司法责任制;(3)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毫无奇怪，作为中国一个第八等、其中地位最高的领导人都排不进国家前25名的国家机关，法院本身在国家层面就没有权威可言，其行使审判权的活动和结果，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权威。3.法院体系内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高度行政化。

D.政协除开会时可监督评议法院工作外，政协主席、副主席就具体案件向法院做批示的情况，过去二、三十年并不罕见。在地方，他们的排序依次是本地党委、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政协、军区或军分区、公安，法院和检察院。

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高度行政化，结果之一是审级划分和审级监督近乎失去实际意义，结果之二是中央政法委或上级政法委等党的领导机构表达了意向和做了批示的案件，法院的审理和当事人的上诉，律师的辩护等，就都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表演。自然界如此，社会政法领域也是如此。

我十分认同上述估计，只是对高效的提法多少有一些保留(所以，本文不多谈效率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在中共执政66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放在院长的岗位上，它的院长从来只是普通中央委员，其党内排名，往往都在数十名之后。为此，他对如何通过提升法院的地位，切断外部干预的通道，改变内部审判决定权的机制，提出了多项具体的方案，很值得探讨。政协在我国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影响力很大的担负公共职能的机构，它对法院的法外监督，是将法院从宪定第二档国家机关事实上压制成第八档机构的一个有相当分量的因素。

中共的领导有宪法正当性，应该维护，但领导到什么程度、如何领导，却是一个需要研究、加以规范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不是行政机关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通过上述体制和机制办理的案件虽然比例很小，但绝对数不少，且因皆为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因而往往社会影响极大。C.就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而言，市长、常务副市长是党委常委，政治地位位居法院院长之上，这种状况至少使得他们以常委的名义干预某些案件(如行政诉讼案)的审理结果显得于利有据、顺理成章。

具体说，就是宪法可以提高产生法院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由本级改为上一级，也可以回归1954年宪法的提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甚至规定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但不可能在最终的意义上让法院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平行并相互制约。3.法院政治地位比法律地位还低。